中国盆景经济的起源和发展10

景盆博

中国盆景经济的起源和发展10

元人徐大焯记朱氏的养植园时说：“游人给司阍钱二十文，任人游观，妇稚不费分文，故游女独多”。(徐大焯《烬余集》乙编)游人给看园人钱二十文后，即任其入园游玩，这二十文即是门票费。

可见当时在花开时洛阳赏花的人之多了，而且绝大部分是要付费的。

由此可知，宋人的盆景花卉观赏，已形成商品性消费，是要通过市场买卖来实现盆景花卉消费目的的方式。宋时的花市，通常在固定的时间里举行。当时各地的花市，举办日期因地因时而定，宋代盆景花卉业更有长足的发展，且买家明显地趋向于平民化。

宋代盆景花卉价格的变化

    盆景花卉买卖交易，离不开价格。宋代盆景花卉价格差别大，最高的初出双头红（牡丹）为30贯，最低的素馨只2文，相差15000倍。牡丹花北宋最高为每枝5贯。南宋最高为每枝30贯。考虑到南宋物价的上涨率，5贯在北宋后期能买2亩上好土地，上好米16斗多，而30贯在南宋后期只能买0.375亩上好土地，不到9斗上好米。所以南宋牡丹花的实际价格不比北宋高。

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价高的牡丹往往都是新出的品种，且不同的品种、花叶的多少、颜色的不同，价格也就不同。如洛阳牡丹姚黄和魏花之间，天彭牡丹双头红和祥云之间价格的差别，尤其是后者相差三、四倍。
新品种推出一段时间后，市场消费量达到一定饱和度，价格也随之下降。彭州的单叶牡丹最后竟卖不出去。宋代牡丹价格的这种变化，说明其受市场价值规律的影响很大，商业性显著增强，

南宋都城临安价贵的盆景花卉除牡丹之外，其次则是来自闽广的茉莉花。“此花独闽中有之，夏开，白色妙丽。”　《淳熙三山志》卷四一《土俗·物产》后被海商运至临安，其特有的馨香赢得了临安居民的喜爱，七枝则需1500余文，平均每枝为214余文。而同为进口花且馨香的素馨在番禺一枝才值2文，与运至临安的茉莉价格相差100倍。

盆景花卉价格与人们的喜好有很大关系。如海棠花，“蜀花称美者，有海棠焉”，连洪雅这样一个编僻山区小县也“地富海棠”，然而“惜其繁艳为一隅之常卉”，“蜀人不甚重”。信州弋阳县的海棠也有类似遭遇，“信州弋阳县海棠满山，村人至并花伐以为薪”。《鸡肋篇》卷下。海棠在蜀地和信州弋阳的命运，一方面说明种得多反而贱，另一方面说明习俗不注重，当然更重要的是没有形成市场，没有流通。而在京师、江淮则不同了。由于有了消费市场，因而价格一下提升起来。

花农种值盆景花卉的目的不是为了自我欣赏，而是为了出卖，以此为生。 他们掌握有专业养植盆景花卉的技术，“接花工尤著者一人谓之门园子，豪家无不邀之”。接花工因有精湛的接花技术，连豪富之家也要邀请他。(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秋时立券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洛阳牡丹记·风俗记第三》这种新出的精品牡丹姚黄还要立契约预订才买得到。

宋代价格随盆景花卉品种、上市时间早晚、人们喜好程度、市场流通情况等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花卉买卖兴盛，城市节日、居民喜庆等特殊日子里更盛。人们还出钱观赏盆景花卉。所有这些既为宋人花卉商品性消费提供了条件，同时这本身也是其具体表现。

宋代盆景花卉市场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一方面为盆景花卉商品性消费提供了前提和内容；另一方面，正是社会上各阶层人们通过市场买卖获取盆景花卉的商品性消费方式的出现，使得花户经济收益增多，而这又反过来提高了他们的种植积极性，推动他们培植新品种、提高种植技术。因为消费者钟爱新奇花卉，新品种盆景花卉无论是买卖还是入园观赏，其价格都高出一般盆景花卉。这就有力地促进了盆景花卉种植业向着良性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轨道发展。

宋人对花的喜爱，是社会心态的体现。两宋社会可以说是休闲型社会，遍布大街小巷的勾栏瓦舍、酒楼歌馆，代表着城市的生机活力，小手工业作坊甚至成了都市中的点缀。

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创造出新的需要和生产的动力。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对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宋代盆景花卉商品性消费对当时盆景花卉市场所起的作用。

插图：宋元名画册船人图中船头上树桩盆景

老方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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