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盆景经济的起源和发展16明代

景盆博

中国盆景经济的起源和发展16明代

钱希言（约1612年前后）诗：

“斗茶时节买花忙，只选头多与干长；花价渐增茶渐减，南风十日满帘香。楼台簇簇虎丘山，斟酌桥边柳一湾，三尺绿波吹晓市，荡河船子载花还。”

诗人在这里描绘的是苏州虎丘山上，山塘河里，人们买花的繁忙热闹景象。

明洪武（1368—1398）中，虎丘花农、山塘花商择址山塘桐桥内（今花神庙浜）建立了“虎丘花神庙”，“虎丘花农争于花神庙陈牲献乐，以祝神釐，谓之花朝。”

实际上这也反映了苏州盆景花木业在山塘、虎丘一带蓬勃发展。明代在苏州虎丘已形成规模巨大的盆景花卉集散地。有的农民栽培玫瑰面积以亩论计，花时获利甚多。

    王稚登（１５３５-１６１２）《虎丘花市茉莉曲》，具体而又生动的描绘了这种情况：

“章江茉莉贡江兰，夹竹桃花不耐寒。三种尽非吴地有，一年一度买来看。”

“赣州船子两头尖，茉莉初来价便添。公子豪华不惜钱，买花只拣齐屋檐”。

“卖花伧父笑吴儿，一本千钱亦太痴。侬在广州城里住，家家茉莉尽编篱。”

阊门外的山塘、虎丘以及通往枫桥的十里水路，帆樯云集，江西、广州的花船则舣塞在山塘河，所谓“花船尽泊虎丘山”。

蒋宝龄《吴门竹枝词》也说：

  “苹末风微六月凉，画船衔尾泊山塘。广南花到江南卖，帘内珠兰茉莉香。”

    这种长途跋涉的花卉交易买卖，在明末就已具相当规模，这样繁忙的局面，到清代中后期依然没有太多的改变，它的市场需求很快便为苏州人所了解，因而也迅速移栽成功。

唐伯虎曾有：“江南人尽是神仙，四季看花过一年。”的诗句。还有一首著名的《桃花庵歌》：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你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唐伯虎此中情趣，半是爱花者的情绪涌现，半是抒发了隐者之情。

   苏州人都穆(1458～1525)在《听雨闲谈》中说：

“凡花木之异者，多人力所为。种树家谓：苦楝树上接梅花则花如墨梅；黄白二菊各去半干而合之，其开花黄白相半；以莲菂投靛瓮中经年移种则发碧花；芙蓉先一夕以靓水调纸蘸花，盖上用纸裹之，来日开花亦成碧色。此虽非其本然，然能夺造化，亦一奇也”。

这表明明代时盆艺人已经开始接受植物栽培科技知识，进行盆景花卉创新探索，以求更大的发展进步。

顾禄《桐桥倚掉录》：

“盆以江西碗砂为上，次之矾石。若端石盆，花圃不易购求也。又次，则宜兴之紫砂、黄砂与丁、蜀山之五色浇油窑器。有大套、中套、小套之分。尤劣者，粗砂钵盂，每值三、四文而已。”

顾禄《竹枝词》：“依旧裁花满壁排，剪新清供四时佳。冶游归去怜无伴，携取磁盆付小斋。”(续刊上海竹枝词-姑苏山塘)

顾禄在这里描述了盆景花卉所用的陶瓷盆器，各种高低挡次都有备配。由此也可以看出，盆景花卉业的兴盛也带动盆器、盆几等相关行业的经济发展。

叶权《贤博编》介绍说：

“今时市中货物奸伪，两京甚盛，此外无过苏州。卖花人挑花一担，灿然可爱，无一枝真者”。

在商业日趋繁荣的同时，作假、诈骗的风气也开始流行开来，“无一枝真者”，就是盆景花卉业也不能幸免。这是明代花市商品化以后必然会产生的一种恶劣习俗。　　

苏州园林，明清之际有１００多座，与其毗邻的长兴、杭嘉湖平原一带还有不可胜数的闻名全国的各种各样的园林。它们的艺术格局和风格特点，都离不开树木花卉和盆景山石，是苏州盆景花卉市场千百年长盛不衰赖以存在的社会背景。给苏州盆景花卉业的发展注入了长久的动力。

从明中期以后的江南已属于高消费地域，其消费水平与消费风气均领全国之先。早在成化前后，江南首府姑苏已得风气之先（王犄《寓园杂记》卷5）。稍后，嘉靖、万历间浙江仁和人张瀚更认为江南三吴的消费风气在全国具有“唯马首是瞻”的影响（张瀚《松窗梦语》卷4）。松江府人徐献忠在其《吴兴掌故集》中也认为“今天下风俗，惟江之南靡而尚华侈，人情乖薄，视本实者竞嗤鄙之”。三吴风气侵染所及，徽商群起效尤，时称“大低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王世贞《觚不觚录》)，有青胜于蓝之慨。

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州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广志译》卷二）

在《江南诸省》卷中又说：“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其实，家具陈设风尚檀梨漆器，不惟苏州人纤巧清雅，扬州有一周姓者在明末更创一派，精妙绝伦，一直流传到清乾隆年间，仍风行于江南，

    明代江南富家，为附庸清雅，几案多供各色盆景，苏州虎丘、嘉定所出名闻迩远，其价高者一盆可数千钱。文人士大夫珍藏书画古董，畜养花鸟盆景，都属士大夫生活方式中的艺术爱好类，所费尤以前者称巨。在日常消费品商品性生产增长的同时，明代江南的高消费品也与日俱增。消费行为的习俗迷漫于大、中、小城镇以至乡村，“传者谓：弘治时，世臣富；正德时，内臣富；嘉靖时，商贾富；隆万时，游侠富。”（将雪庵《张溥年谱》引《明季读书社考》）商品经济的发达引动了消费的膨胀和社会风气的商品化。                                 

    生产与消费互为制约的关系，只有到了发达的商品经济时代，才能被人充分认识。在传统农业社会，这种关系为种种非经济因素云遮雾障，消费经济受到传统的冷落。然而，经济运动铁的法则不会置传统经济结构于不顾，它仍无声地施展其威严，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它的运动轨迹。

从实际情况看，消费不仅取决于生产，且要受到分配环节的制约。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可以起抑制消费，反过来阻抑生产发展的作用。明代江南消费行为的两个极端：一头是处在贫困线上下，多数劳动者以及部分贫寒的平民消费严重不足；另一头是穷奢极欲，消费过限，造成了种种不正常、不合理、不道德的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病态。处于中间状态的“小康之家”的消费水平只是相对的稍为勉强渡日，实际也仅属自给或半自给性的低消费水准。消费水平高低悬殊，仍保持着古代社会传统消费的鲜明等级性。

    明代时期，江南园林盆景具有商品化和消费文化的特点。江南地区水陆交通的发达在全国首屈一指，这是江南市场发展的重要条件，江南商品市场从原来分散的市场格局发展为网状市场体系，苏州、杭州是功能最齐全、负荷最重的高级市场，并将区域市场引向全国市场。它与外界市场的联系不唯在商品种类上，而且在程度上已出现飞跃性的进步。区际贸易的展开，使江南市场的发展获得全国市场的支撑与依托。专业化市镇的成长促进了市场网络的有机性与细密化。虽然不少巨镇的发展凌驾于一般府县城市之上，但苏州、杭州、南京及后来的上海是任何巨镇所无法超越的，这些高层中心地的吸纳力与辐射力加强了全区域的整合。

插图：8,徐渭青藤书屋院落中陈设的盆景

          9,徐渭青藤书屋院落中青藤附石盆景

        10,朱端松院闲吟图院落中陈设的众多精美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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